那一天，我真的要感谢文学，感谢这一辛酸但又让人弃之不掉的虚妄之梦，它使我感到人生还是可以纯粹的，人生可以不需要利益的引诱而华美，壮大。

自大学期间写诗开始，我见过很多以此为马的人。我多已忘了他们从那儿来，又去了那儿。他们都把我当成了驿站。匆匆地与我一会，或在黄昏，或在漆黑的夜晚，或在人定之时突然破门而入，问道，你是徐兆寿吗？我说，我是。有人听我弹吉它，有人能背我的诗稿，有人用刀子扎破自己的手，用鲜血和我盟誓，今生是兄弟，有人打着诗歌的名义骗我的一顿饭，有人在黑夜里把我掳走为的是让我朗诵诗篇……后来我们几乎不再见面，恍若隔世。人生的这些音符使人常常能够产生虚妄：文学便是粮食。这是我命运多变的缘故，这也是我常常傲然视世的缘故。

我深知梦想是一剂鸦片，一旦吸上便无可救药，一旦吸上便如神仙。米克跟我一样，也吸上了这鸦片。他在兰州见过很多人。这是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的。让我感动的是，有那么多人在骂我的时候，他为我挺身而出。虽然我根本不需要向那些人发出一个字的辩白，但我还是感动于此。他也因此写下了一些文字。

然后，不知何时，他又匆匆回了汉中。我从他的博客中发现，他又做起了另外的一些工作：教育、电影。有一天，他打电话说，他要出版他的散文集，让我给他写几句话。他发来了他的作品。当我读完那些文章后，只有一个感觉，米克原来是这样一个有梦想的人。

一个农民，一个想用教育济世的青年，一个妄想做电影明星的小跑堂，一个十足的文学狂。

我见过这个人。

                                                   注：该文是为米克的新书作的序

——兼论道德的起源问题

 徐兆寿

  缘由：

由浙江大学一些学生社团组织的一个“性、爱、婚姻”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最近在社会上反响猛烈，本来是宣传性爱与婚姻的道德，结果却导致整个性学界的反感、攻击。维护者寥寥。原因只是一个记者“不怀好意”地用了“婚前守贞”一语。所以，目前性学界讨论的话题与原组织者的活动已离题万里，而性学家也不顾事实的真相，只抓住“婚前守贞”四字刻舟求剑，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性学家何以如此？组织活动的大学生是懵懂的，但性学家是清醒的。性学家着意要进行的不外乎是宣传新的性观念。目前，中国及海外华人地区绝大多数性学家已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多数是反对的，极少数持赞成态度。

这是一个荒诞的事件，但荒诞的背后却是文化的精神。

为什么婚前守贞？又为什么婚前不需要守贞？贞操观来自于哪里？道德究竟需不需要？性、爱、婚姻之间的本质是什么？道德又来自于哪里？

这不是一些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深刻的哲学、伦理问题。当美国的邓明昱博士约请我写篇文章时，我立时答应但又思之再三才下笔。

性的本质与道德的起源

近三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伦理的起源，道德的起源，性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我不大赞同目前被概念化了的达尔文主义和性科学主义，他们把性解释为一种简单的行为，似乎是无目的的活动。这种观念也深刻地影响到性社会学家，他们在解释最早的人类性行为时，也以为人类的性活动本来是无目的，后期才有了组织，然后有了伦理、道德。假如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看待目前人类所有的性道德时，便自然地产生虚无的道德观，而只有性的快乐和生产才是性的本质追求，所以，从这一观念来看待性、爱情、婚姻、家庭时，便自然地以人类原始时性的无目的性为判断的标准之一，于是，性道德、爱情、婚姻中的贞操观都会化为虚土，无所依傍。

这是目前整个人类性学界的困惑，也是整个人类哲学界的难关。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生命本身是一种物质存在，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抑或是第三种存在，即精神与物质的共同体。如果我们从性文化的角度把人类历史重新划分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权时代，即母系文化时代，几乎是人类的史前时代，我们今天只能看见它的朦胧景象。由于没有文化，我们已无法知道母系时代的信仰、价值观，但从十九世纪以来的一些发现（如印第安文化、摩梭人的婚姻家庭），还是可以大致知道人类曾经有过一段母性崇拜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间，人类也是其哲学、伦理、宗教，也有其严格的社会观念，但性观念与人类后期的性观念是不同的。第二阶段是男权时代，是父系文化时代，是整个的古典时代，包括近代史。在这一阶段，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与前一阶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识到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伟大作用，甚至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男人创造了人类，女人只不过是培育生命而已。这种认识的诞生以及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提高使得人类进入男权时代。男权思想包括父权、君权、夫权。在这一时期，人类几乎是颠覆了整个的母系文化，如同近现代科学主义对宗教文化的颠覆一样无情。性观念开始走向禁欲。女性几乎没有什么性权利。第三个阶段是两性平等史。这个阶段萌发于现代，在当代才取得一些成绩，但在未来，它将成为整个人类新的伦理价值基础。这就是男女两性平等的到来。在这一阶段，科学主义的兴起使人类彻底地反叛先前的宗教文明，而避孕术的发明又使人类摆脱了性的苦恼，开始走向“纵欲”，追求性的快乐。女性的性权利得到解放。

性学家之所以蓄意地猛烈批判浙江大学的“婚前守贞”（实际上是一个混沌的活动，之所以说其混沌，是因为它既有落后的男权文化意识，又有对道德的强烈需求），多数是站在两性平等的性观念之上，这自然是合乎人类理性需要的，但其中多少人又是对此有深刻思考的呢？整个人类的道德观都趋于虚无，性学家又能如何呢？打倒了所有道德，我们又拿什么为生活的准则呢？难道贞操观也是错误的吗？既然不是错误的为什么又不对呢？难道仅仅因为你说它是宗教就是不对的？或者说在“五四”时期将这些道德问题打倒了，今天就不需要了？“五四：时期将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统统打倒了，到头来中国社会彻底地荒漠化，没有了道德，难道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的和需要的文明社会？一个文明社会难道是不需要道德的社会？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得回答所有的问题，回答不了根本的问题也便等于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便是今天性学家的观念所不能说服世人的根本原因。

我们着实需要一些沉入性与生命本质里思考的哲学家，但目前的性学家多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和唯物质主义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这种认识恰好与此前的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相左。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认为生命是一种精神存在，准确地说是一种灵魂存在，这便是道德确立的重要背景。灵魂是不朽的，于是道德也是不朽的，所以，父系时代守贞才是有意义的，而在唯物质时代守贞便是无意义的。

两性平等时代的到来不仅是神学的消亡史，而且是生命的物质认识史。人类对自身形体的认识才真正地到来，人类才从宏观的视角进入微观的认识阶段，这便是对细胞的研究。而对性的认识也从宏观的男女结合直接进入最微观的精子与卵子结合。

最大的问题也出现在这一微观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思想基础是先入为主的进化论，所以，一些研究性学的科学家认为，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纯粹如达尔文所说是一种强者主义。从生物意义上来讲，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说是有道理的，它是整个的生命进化史，但是，这只是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而不是从生命本身的结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因为每一对精子与卵子结合后生下的后代并不都是强者，而有很多是弱者，也就是说，那个与卵子结合的精子也并非是最强壮的精子，而是卵子“喜欢”的精子，所以生育后代才有身体强弱之分、才有智力之别、才有天赋之异。

审美意识是生命本身就具有的一种意识。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两个非常强壮的异性在一起接触了几十年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故事，而身体一强一弱的两个异性之间很可能会产生爱情并结合。这便是审美意识和其它的生命意识在起作用。

我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无非是想捅破性研究中的达尔文主义，同时想说明的是，道德、伦理观念正是建立在生命本身具有的审美、善（孔子说虎不食子与孟子讲的人有恻隐之心）等意识之上的，并非空穴来风，也非虚无。是从有中到有。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肯定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其捅破了男权文化下的神学观念，使历史的进程开始更为理性，但是，其局限便在于对神学的极端仇视而视人类精神为虚无。那些唯科学主义又在这一进程中推波助澜。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都陷入社会进化论之中，疯狂地掠夺、戕害自然，生态面临危机；人与人之间也成为一种利益的关系，身体需要成为最高理念；性与性之间也只是一种欲望满足，精神与道德的坚持成为精神病患者的象征。社会生态亦趋沙漠化。即使就性本身来讲，古人是讲性的规律，讲节制的性生态观念，可是当代青年根本无视这来自身体内部的生态要求，而是一味地沉迷于其中，身体的生态也在被破坏。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思考性、人性、道德、价值、信仰，我们定然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焦虑、忧患，更为理性。

性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出发点。性不仅诞生了生命，诞生了人类，而且诞生了社会、文化甚至宗教。人类早期的一切文化都与性有关。《圣经》中说，夏娃偷吃了禁果，便有了智慧，而这智慧便是知道了性的羞耻。性学家多批判之，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圣经》上的这一寓言其实是告诉我们人类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性的伦理道德。如果没有性的伦理道德，人类便与其它动物一样“适者生存”，那么，弱者永远不可能有性权利。正是因为有了善，人类才同情弱者，才有了公平，性便不再成为私有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公共的，只不过这公共之性是以公平的形式分配到个人而已。这便是人类伦理道德的产生。

性一旦被分配，便被赋予责任、道德、精神，但同时也慢慢地遭到异化。事实上，人类从动物中站立起来开始组建社会时，便被异化了。从那时到现在，人类社会始终有两个极端追求：一种是不断强调道德，人不断地被社会异化，被道德符号化，被强调禁欲；另一种是不断地反抗道德，视道德为虚无，强调人要恢复原始本性。人类的一切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虚拟的世界，前一种力量不外乎使这种虚拟化更为真实可靠，后一种力量则不断地克服其虚拟性，使生命更为真实。

但究竟什么是真实一直是人类哲学界讨论的本质问题。在过去的历史中，道德精神是真实，其背景是宗教，所以上帝是最大的真实。而在现当代，物质肉体是真实，其背景是科学主义，所以虚无便是最大的真实。

但虚无怎么可以是真实呢？这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一直在解决的哲学命题。同样，这也是目前性学家在讨论一系列道德问题时需要解决的命题。我经常想，一个性学家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去谈道德的问题，否则就得闭嘴。比如，现在我们谈论贞操的问题。贞操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它是一个历史问题呢？还是一个可以超越历史的永恒的价值问题？在夫权时代女性被要求要有贞操观，而在两性平等时代，贞操观是否就可以不要呢？婚姻双方是否可以放弃这一道德观？这一问题如同人们在讨论孔子时认为“仁者爱人”的观念是好的，但既然是反对孔子，就连这好的观念也一同反对，结果，中国人是把所有的道德都统统铲除了。这种“彻底的”“革命的”精神种下了恶果。

中国道德的荒漠化由此开始。性学家要干什么？在目前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心目中，性学家就是要与所有的传统过不去，就是要与所有的道德为敌，宣扬纵欲主义。真的如此吗？此次讨论是否也有这样的征兆呢？

贞操的本质、起源与历史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过头再讨论贞操的问题。贞操是何时出现的？贞操是否只针对女性？贞操以后还是否存在？

人类经历过一个崇拜生育的历史时期，那便是母系文化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为了对抗自然与其它动物甚至同类，就必须在人力上下功夫，所以，在那个最初的历史时期，性道德几乎是不存在的，贞操就更不用说了。血亲杂交时期可以说没有任何性的限制，但是那个时候时代有没有贞操观的萌芽呢？

其实，贞操是有针对性的，即贞操的产生是一种自发的道德行为，是有对象和目标的。有的是针对具体的个人，如在目前这个性道德失控的时代，恋爱中的双方会有一种自发的贞操观。这一方面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生命固有的审美意识和情感在起作用。人类之所以有幸福感完全来自于这种审美与情感的内在作用。审美意识产生了精神、道德甚至信仰，而情感则使人与人心意相通。这是科学主义者忽视的生命因素。科学主义者认为生命就是大脑的细胞，完全忽视涌动在血液里的情感，更无视灵动于生命体每个细胞中生命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单纯的感觉，还有思维、记忆。生命的本质实在还是个谜，但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生命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一个人死的时候，其物质形态完好无损，但这个人死了。死的是什么呢？是生命。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上。那么，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纯的物质形态，生命是一种物质与意识的合成体。这就是道德起源的本质原因。也就是说，道德并非人类强加于自身的枷锁，而是人的内在需要。

所以，从内心中自发地产生的贞操观是圣洁的，是符合生命意识的。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使这种贞操观慢慢地变成社会行为，即为社会坚守贞操，而不单纯是为恋爱的对象。这种贞操观成为后人批判贞操道德的主要把柄。

由于生命有如此一种内在的需要，可以想象，即使在无任何道德的血亲杂交时期，人类对贞操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这可以从希腊神中找到根据。宙斯与自己的亲人乱伦（用今天的观念看是乱伦，但那时不是），但自私心、嫉妒心、占有欲使他自然地对爱着的人产生一种要求，那便是贞操。所以，也可以说，贞操是从自私的心上长出一朵恶之花。在过去的泸沽湖旁边，经常会有男人的尸体横亘。学者们发现，这是女人们觉得这些男人不忠，出于报复的心理而将其杀死的。

这种内在需要在母系文化时代究竟是以什么形式而存在我们只能猜测，已经不能看到其全貌，但我们从泸沽湖旁边生活的母系社会可以知道，母系时代仍然有非常严格的道德界限。男性显然是出于从属的地位。贞操显然也是女性对男性的一种苛求。我们从动物的群组织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蛮荒的人类原始时代，人类的群组织定然是非常高级的。从中国的姓氏中可以看出，在母系时代，群的文化观念早已兴盛，只不过没有文字而已。

只要有群产生，就会有组织。只要有组织，就会有严格的分工与协作，就会有道德产生。这一点可以从狼群中看到。母狼对其子女的爱护是一种天性。当人把狼的孩子抢走时，母狼会组织狼群对人群进行强烈的报复，而其报复的心理也是极端的，几乎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孔子说，虎不食子。这是所有生命中的善性。这也就是血缘关系。孟子也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人首先是自私的，但又有侧隐之心，所以要从己推人，最后排除自私心，成为圣人。

比狼还要高级的人类，定然是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群制定更为高级的社会模式。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的智慧高于其它动物智慧的一个方面。在制定一系列社会规范时，伦理道德也便应运而生。此时，贞操观也许没有出现，但对人类的性行为定然是有所约定的。人类社会从血亲杂交到血缘家庭是一次伟大的性革命。将性限制在同辈人中间，不同辈之间不可以发生性关系。

最初的贞操观就产生了。这种贞操观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贞操观自然是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从血缘家庭再到普那路亚家庭，是人类又一次伟大的性革命。将性发展到群之外。社会初步形成。但是，性道德仍然是明确的。普那路亚家庭是两个群之间的联姻，所以，性的贞操观也就是坚守在群之间。若是在群之外发生性行为，自然是受到群的惩罚的。最后是对偶婚家庭的出现，使性完全地社会化。贞操观在此时完全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从19世纪以来还存在的一些走婚制可以看出，虽然婚姻的形式很不确定，但这并非人类的理想。人类的理想是稳定、和平，走婚制也必然要走向稳定的婚姻。

以上被社会学家称为母系时代的几个阶段。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贞操观也不是父权文化的结果，母系时代也有贞操观。我们今天所谈的女性的贞操观则是专指父权文化下的女性贞操观。所以我较赞同潘绥铭先生质问的问题：参加贞操学习的是否只是女生？有没有男生参加？

人类进入父系文化有很多种原因，关于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已经谈过，今天就不论述了。我只是想强调，人类进入父权文化时代后，贞操观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妇女从原来的主导地位慢慢变成从属地位。贞操观变成男人对女人进行控制的主要道德力量。

其次，处女膜被重视，处女情结诞生。前者使男权文化找到了控制女性的生理上的法宝，后者则产生了畸形的女性贞操观。

最后，由于禁欲思想的影响，贞操观愈演愈烈，烈女观念日盛，女性被完全地道德符号化。

历史到了近现代，两性平等观念渐起，女性的权利渐渐得到重视。人类自觉地进入第三个文化时代，即两性平等时代。在这一时代，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

首先是女性解放。在女性解放中，贞操观先被质疑，后被控诉，最后被彻底地打倒。

其次是避孕术的诞生，使性得到解放。性的功能也从原来的生育功能、健康功能开发到其快乐功能。

再次是现代爱情的产生，使两性生活拥有了新的内涵。贞操观念多与爱情相关。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可以视为不需要坚持贞操观。

最后是婚姻观念的变迁，结婚的年龄被一再地推迟，婚前性行为被宽容和广泛地认可。婚前贞操观被彻底地抛弃。

这便是人类贞操观的历史。

还要不要贞操观

从以上这种线性思路来看，在当代，坚持婚前贞操便成为一桩值得深思的事件。我同意李银河博士的说法，在法定结婚年龄和实际婚姻年龄与发育年龄有差距的当代，婚前贞操既违背生理规律，又违背男女两性平等的理性追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方刚博士的一些观点也不无道理。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另外三个问题。

一是婚前贞操的要求是否有其合理性。我看到很多学者对此一概否定，认为贞操观是落后的落后。事实上，我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贞操观念是人类的理性追求，可以超越时代。比如，在当代，爱情与婚姻中的双方被自然地要求要有贞操观。中国的法律在对待婚外恋的问题一再地宽容，这是一种进步，但这并非是指在道德方面的退步。事实上，道德是一种理想的要求，并非人人都可以完全做到。做不到就应该遭到社会的舆论谴责，不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朋友之间的道德便是义为先，但往往是利为先。这样的朋友应该受到谴责，社会也的确如此，人们似乎都能理解和赞同。义，本身就难做到。还比如，婚外恋也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背叛爱情者也应该受到道德的惩罚，但是，现在往往变成了性学家为婚外恋寻找理论依据。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过去的婚姻较少爱情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性学家对性、道德、婚姻在认识上的误区。道德被简单和虚无化了。人类的追求变成了身体的快乐，人类的终极价值被消解了。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再坚持道义、忠贞、宽容、爱，而可以随心所欲，跟着身体和欲望的感觉走。这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弊端所在。性学家往往重视的是形而下的存在，对人类性的形而上的追求完全地漠视甚至仇视。可以不客气地说，自从弗洛伊德之后，对性的理想追求也终结了。

二是贞操与性有无关系。奥古斯丁在进行宗教改革时说，一个人的贞洁与身体无关，而与心灵有关。这是人类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一个女人由于命运的变故，一生可能与很多男人生活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失去了贞操。一个人的贞操观与自身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是息息相通的。不错，贞操原来与性有关，现在也仍然与性相关，但并不意味着有了性，其贞操就失去。在当代，贞操与爱情是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爱与性是质与形。有爱便可以有性，无爱便不能有性。性与爱的分离便意味着肉与灵的分离。有些性学家强调性的健康功能而宽容性与爱的分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性学家为了强调性的快乐功能而认为性与爱的分离仍然是人类的合理要求，这是纵欲主义观念，虽然也有一定的理由而循，然而从人类的理想追求来看，这种观念仍然是背离人类的理性的。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生命中的审美意识和情感以及思维、记忆使性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快乐的性必然产生快乐的情感，也会随之而产生痛苦和悲剧。在人类社会中，成人间纯粹的性的快乐形式只能隐性地存在，且被婚姻家庭道德所驱赶。

三是我们究竟需要不需要新的贞操观，若需要，是什么？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即两性平等时期，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男权文化时期，更不可能回到女权时期。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已经把婚前贞操观打碎了。在农村，由于结婚年龄的较早，婚前贞操可能还有可能，但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由于结婚年龄一般都大于法定结婚年龄，很多青年多到三十岁左右才结婚，若是仍然坚持婚前守贞，那么，这些青年一要遭受心灵上的极端煎熬，二是面临健康的问题。性是一个成年人是否健康的调节器，因为性是身体的天然需要。中国的医学是最早认识到性的健康功能的学说，所以强调阴阳平衡。所以，无论男女，只要其成人后就有权利享受性。性是一个成人的基本权利。至于那种还要求女性坚持贞操而不对男性进行要求的做法，完全是“开历史倒车”。有些学者强调多元存在。这只是一种苟合，因为人类理性的大背景已经是男女平等。

那么，这些大学生的做法是否完全错了？他们对道德有要求难道也是不合理的吗？

我们在批判婚前贞操观的同时，应该正视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念。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的正义要求。自“五四”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被打倒了。一百年来，我们实际上还是在靠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维持社会的稳定。如人与人交往间的忠、义、礼上往来，如家庭中的夫妻恩爱观念和孝道，如政府一直强调的爱国主义等。可是，这些道德观念越来越虚无。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道德观在彻底地瓦解，而新的道德又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若是要问，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新的道德？回答也仍然是摸棱两可的。在我们这个社会，谁要是谈道德，谁似乎就是伪君子，谁就是社会的异端，但实际上，在交往中间，我们又往往很重视对方的道德观念。

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这一问题若不解决，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灵便彻底地沙化了。

还是回到生命本身来回答这一问题吧。前面已经述及，即使在最原始的人类之初，道德便是生命的内在需要，贞操观也是生命的需要之一。那么，我们既不需要传统的父权文化时代的贞操观，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贞操观呢？这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回答的问题。

我以为，新的贞操观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是两性平等。这是人类历史的选择。从母系文化到父系文化，再到两性平等，这是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所致。

二是婚前贞操与性无关。由于避孕术的产生，性被解放。性既然不会产生生育的危险，性就可以是成年后的自由权利，可以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这是由人的生命规律、健康规律以及性的功能等决定的。

三是爱与性的统一。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哲学命题都讨论的永恒主题之一，它是人类的性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

四是新的贞操观仍然应该是整个社会应该大力弘扬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处于恋爱和婚姻中的双方应该坚持贞操观。

关于婚前性行为如何处理，应该是一种教育和学习的活动。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此次“婚前守贞”大讨论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正是中国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每一个真正关心人类的学者应该揭开表面的浮躁，深入到人类存在的中心，去回答社会提出的重要问题。我们不必站在某一个团体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真理的一边。

邀请了雷达先生、杨显惠先生和翰存。本来徐艺丹是不去的，临末了她非要去，害得人家杨显惠先生在滨路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去什川的路上，发现车流不息，大家都感叹好个万亩梨花又要遭劫了。

到了那里，果然人山车海。幸亏宗满德兄是该县的副书记，把我们安排在一避静处，但后来的人和车仍然很多。照了一些照，留做纪念。

以上全是梨花

这是桃花

梨树根，大概在三百多年的历史吧

雷先生

杨显惠先生

翰存

宗满德兄与我们几个合影

妻女

梨花

黄河

徐兆寿 

有人主张，要完全地打倒孔子。但你要问他，打倒之后又怎样，人往哪里去呢？人怎样在世上立行呢？他不知道。

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两个字“吃人”。指礼教，也指专制。事实上，准确地说是男权思想。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的思想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权思想，是母系文化时代，几乎是人类的史前时代，我们今天只能看见它的朦胧景象。大地湾的茅庐、马家窖的彩陶、西南山川中的母阴崇拜，都召示了那个时代人类的艰难步履。那是一个以血缘为中心的人类。母亲的每一滴血都流淌在氏族成员的脉管里。天然的感觉，天然的认知，天然的生存，天然的崇拜。人类确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第二阶段是男权思想，是父系文化时代，是整个的古典时代，包括近代史。在这一阶段，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与前一阶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识到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伟大作用，甚至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男人创造了人类，女人只不过是培育生命而已。这种认识的诞生以及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提高使得人类进入男权时代。男权思想包括父权、君权、夫权。第三个阶段是两性平等史。这个阶段萌发于现代，在当代才取得一些成绩，但在未来，它将成为整个人类新的伦理价值基础。从现代开始，人们认识到生命的创造是男女共同完成的，最重要的是人类开始反思男权文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1]，这就是男女两性平等的到来。鲁迅所批判的，是整个古典时代的男权思想，其实也就是男人的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不仅压迫着女性，同样也囚禁了男人。祥林嫂的悲剧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的悲剧。《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人的精神悲剧。其实，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审视鲁迅的价值观的话，那就是男女平等，再宽泛一些说，就是整个人类平等的观念。

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反动带来了新的文化气象。马克思是对整个欧洲文化的反叛，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新文化。大家都以为这是现代性的开始，那么，后现代呢？事实上，后现代是现代性的又一次反动，但其背景、勇气的来源、价值观都是现代性。从信仰和价值上来说，后现代必然是无神论者。

鲁迅的《过客》可以说充分地表现了鲁迅在思想上的盲目。时间在黄昏，过客“眼光阴沉，困顿倔强”，“我知道那里是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不过那里是坟”。我们没有在鲁迅的著作中读到过他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不像孔子。孔子有一个理想，大同世界。马克思也有一个理想，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一个农耕景象，共产主义是一个商品景象，但两者在精神世界里有共同点。鲁迅没有这样的憧憬。他的颓唐与茫然在这里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不仅想起《老人与海》。老人也是悲壮的，他一无所获，但他没有过客那样的茫然与昏暗。老人的心灵背景是明亮的。这是鲁迅的局限。所以，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再来审视鲁迅时，这篇独幕剧就成了我们打开鲁迅精神世界的一批斧子。鲁迅之前的绝决与孤独无依在这时有了一些颓唐。他累了。他突然想到“到哪里去”的哲学回答。他无力回答。这使我们同样想到了另一个哲学家，尼采。尼采的精神世界与鲁迅的其实是相同的，苍凉而渺茫。这与老庄的虚无之道也不一样。老庄的虚无之道是一种明确的“有”，而鲁迅的虚空就是“无”。

鲁迅后来的路由我们一直走下去。近年来，反思“五四”也成了一股热潮。因为人们发现，自“五四”以来，我们赖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模糊了。自然，人类新的价值观是要建立在“平等”这样一个价值基础之上，但在此之上的道德是什么？家庭伦理与道德又是什么？几十年以来，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人还是沿袭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生活。朋友之间的义，师生之间的恩情，行为处世中的准则，都是儒家所开辟的伦理道德。假如我们现在把这些都放弃了，中国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就几乎为零了。对鲁迅的反思，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都成了近年来知识分子新的课题。

这种反思所带来的便是重新认识孔子和中国一切传统文化。于丹讲《论语》之所以取得让人惊讶的热效完全是这种深层需求的结果。

但现在对孔子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以称黎鸣先生为代表的彻底否定派。黎鸣先生在2005年以来，通过博客对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孔夫子，制造和宣教愚昧的伟大‘先师’”[3]，“中国人全都‘瞎了眼’——孔子真给了中国人‘道德’么？”[4]“儒经是中华民族的洗脑经”[5]，他认为老子的《道德经》（现在的《道德经》多是被歪曲了）和《圣经》才是真正的道德之经。另一种是于丹和第三代新儒家们。他们认为，孔子是能真正拯救人类的圣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也是宗教没落时期人类的人性选择。这种认识在今天的国学那里被得到极大的肯定，尤其在近两年国学热时期，孔子又一次被抬高到圣人的地位。可以说，这两种思想都有过激的地方。前者在批判孔子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孔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其实上，孔子所强调的“三纲”和摩西、耶稣等所强调的诫律都是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上，那就是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思想，这是当时全人类共同经历的一个男权时代，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幸免。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正是致力于此，“平等”，才会有“博爱”，才能产生民主，最后才有自由。西方文化是早中国文化几个世纪就开始了这种文化上的觉醒，而中国文化迟至“五四”时期才开始这种“平等”的要求。

“平等”最重要的是伦理上的平等。一是人与宇宙，也就是人与上帝的伦理，这是一种皈依与被皈依的关系；二是人与万物齐等；三是人人之间平等，最重要的是男女平等，然后才可能是人人平等；四是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也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要承认人的肉体的正当要求。此四种伦理关系产生了现代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中国自夏启开始私有社会，到周文王和周公时宗法化，到儒家时将这种不平等和男权美化，成为统治中国三千多年不平等专制社会的理论法宝，在20世纪初才第一次真正彻底地被认识，但这种全民族的觉醒历时百年也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改善。人心之改变是艰难的，由此可以想见，欧洲社会经过了数百年的文化运动才得到根本的改善也是不容易的。

既然“平等”、“博爱”、“自由”是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共同追求的正面价值，对孔子的批评便是正确的。孔子所推荐的“礼”确是一种不平等的礼，孔子所推荐的孝的也是一种专制的孝，后期儒家借着孔子的名义确立的“三纲”便更是一种专制的化身。

那么，孔子所推行的“仁”在今天也是一种反动的哲学吗？孔子说，“仁者爱人”。这里面有博爱的思想。黎鸣先生认为，孔子的爱是一种谎言，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一系列道德都是不确定的，游移不定的，不像《摩西十诫》是确定的，不可动摇的律例。[6]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的学说属类宗教，与摩西、耶稣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在经历孟子的“天道”之后，在董仲舒时便把“天”人格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此时的儒家开始宗教化，但时自董仲舒之后，儒家开始与道家、佛家慢慢靠近，终于在朱熹时合为理学。儒家的这些演化，实际上也正是在改变孔子时道德的不确定性。礼教是最重要的表征。这种改变在人格方面实际上也是靠佛道两家的诫律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专制与儒家结合起来给中国文化大致划一条轨迹：

夏启（废除禅让制，实行帝制，开始私有天下，公有天下消亡）→周文王、周公（实行分封制、宗法制，天下彻底私有化、专制化，制礼，作乐）→孔子、孟子（对周文王、周公的礼乐制度和宗法制进行美化，在哲学上寻找根据，为封建专制社会制定更为详细的伦理制度）→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宗教化，确立“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儒家渐入心）→朱熹、二程（将儒家与释道合一，创立理学，将儒家彻底地推向专制、禁欲、不平等的绝地）→康有为、梁启超及后来的新儒学（前者是在中西文化背景下的最后微调，后者是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确立孔子人性论的地位）。

我们同样也可以理出一个与这种儒家文化相对抗的文化脉络来：

东夷族的有扈氏对夏启的“家天下”的反抗→周公时期管叔和蔡叔对世袭制的反抗（尽管他们始终没有得到历史的认可）→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对儒家的对抗→黄老学说对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对抗→曹雪芹、《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颠覆→鲁迅、毛泽东的彻底清理→新儒家重新解释儒家及孔子。

从这两个脉络可以看出以下一些特征：

一、儒家确与封建专制是一体的，尤其是其提倡的“三纲”之礼教是文化专制的核心内容，这使封建政治有了可以依凭的理论根据。这是道家、鲁迅、黎鸣等反对孔子的主要基础。道家的齐物论与鲁迅、黎鸣等的平等思想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在追求人的平等这一点是相同的。

二、道家反对儒家的“仁爱”道德，后世证明，对于世俗世界来说，“仁爱”道德仍然得有。西方不仅有以基督教道德为世俗世界的行为准则，也有形而上的哲学，两者互为条件。道家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也是如此，两者互相渗透，使中国知识分子也形成了既儒且道的人格理想。

三、对儒家的颠覆与反叛在中国文化史上始终未断，并非是有些学者所断言的单一的儒家学说，说中国之所以不出哲学家是因为文化上的专制。事实上，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何偿不如此。西方哲学充其量也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摩西、耶稣数人，文化上也是专制的，其下哲学家也如中国的孟子、旬子、董仲舒、程子、朱子等一样。儒家自孔子以后，孟子等人对儒家学说都有不同建树，每一个阶段都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而产生了不同的儒家理念，并非一成不变。这并非是为中国文化辩解，而是客观表述。事实上，对于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化来说，文化始终是一元的，即使中世纪以后，文化有了一些激荡，但在达尔文产生之前，文化在本质上还是一元论。达尔文之后，文化开始渐趋多元，但基督教道德在整个欧洲社会仍然是起基础作用的。这与儒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因此，笔者认为，不能薄中厚西，也不要薄西厚中。文化最基础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文化在本质上就被颠覆上，就得重新来构建新的价值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西方人走在中国人的前面，中国人必须向西方人学习。

四、基督教强调爱，儒家强调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都是相同的，那么，为何在反对儒家时也要把这种“仁爱”思想一起彻底地反抗，仿佛不彻底，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在对于西方的男权文化基督教时，却又俯首称臣，认为其提倡的仁爱思想是好的。这是鲁迅和黎鸣先生的悖论。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怀疑一百年来我们赞赏的“彻底的”和“革命者”的精神。人类始终是连绵不绝的，其文化也是传承的，一时间将过去的文化彻底地斩断，那么，人类靠什么来维系道德生活呢？轴心时代的大哲学家并非武断的自创者，而是对文化的继往开来者。释伽弁尼是对他之前的印度宗教的集大成者和改革者，苏格拉底显然继承的是前人对“神”的崇拜以及《荷马史诗》精神的解释者，孔子更是一个继往开来者。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继承的是什么？开创的又是什么？

显然，在人类早期生活中，人类的一切精神都已诞生，只不过每一个大哲学家对人类精神的最高理念发挥的不同。苏格拉底认为，真理就藏在人的心中，所以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唤起这种真理性。柏拉图从希腊神话中也是从永恒的神那里找到了人类本身所赋有的一切善性，即对道德的追求。《圣经》在开始便讲“最初，世界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其中”，这灵是什么？是善，是一切智慧。在东方，老子和庄子认为，道先天地而存在，从新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宇宙在爆炸之初，就是道的运行，甚至说，道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是道让宇宙爆炸。孔子说，虎不食子，所以“仁”是先天而存在于生物的本性里，人就更不用说了。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人性的善是先天的。到朱熹时，朱熹更进一步讲，理与道一一致，是先天地之前就存在的，而理中就有善，所以善也是先天的，这就是“道心”。宇宙爆炸学说告诉我们，宇宙的产生及其扩散是非常有规律的，这种规律从何而来？也就是说，物质是有心的。马克思说，物质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什么？不就是智慧吗？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人类有且必须有一种形而上的善，这种善是任何时代人类都需要的，而且这种善也是任何生命中都运行的一种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的“仁”便是这样一种善。

所以，在中世纪反对基督教时，人们对基督教的“爱”的精神不但没有“彻底革命”，而且对其进行了发挥。这便是博爱精神。那么，在我们反对儒家和孔子时，是不是也一并讲其提倡的“仁爱”精神也一并革命呢？同样都是反对不平等，但在不平等社会里仍然存在一种伟大的精神，这便是我们要继承的精神。

所以，儒家的“仁爱”精神本身并没有错，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发挥，而不是将其“彻底的”“革命”掉。我们需要反对的是儒家的“礼教”。这便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实际上，鲁迅先生是取西方精神的精华而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黎鸣先生所取的是道家的精神和西方文化的精神，所以要彻底地革命掉儒家。我以为，鲁迅先生与黎鸣先生最大的问题会使中国人缺乏一种文化自信，缺乏了文化上的自信，其构建的信心也便会自然失去。儒家需要清理，但并非连孩子带水一起泼出去。事实上，整个人类都在重新构建一种完全平等意义上的道德价值体系。不仅仅是中国人需要它，整个人类都需要它。

五、维护和赞同儒家者的问题。历史上所有对儒学持完全赞同者在价值上都是不平等者，而在目下，对儒家“仁爱”精神持赞扬而对儒家的礼教持矛盾态度者居多。这便是新儒学的问题。新儒学是从港台及美国一些地方发起的一种学说，从根本上缺乏深刻的理论构建。当下以于丹等为代表的国学热是一种可怕的潮流。这股潮流缺乏基本的价值引导，即儒家和孔子的哪些学说是应该否弃的，哪些理念是又应该吸收的。此问题不解决，中国人无法真正地认识儒学及孔子。

非也。事实上，女人比男人更好色。

比如，女人的服装奇艳无比，应有尽有，男人的服装却少得可怜。比如，女人爱花色胜于男人，女人爱打扮。女人爱逛街，明明不买，可硬是要把诺大一个商场一寸不落地看遍。那个陪伴的男人却被折磨得半死。女人富于感性，而富于感性也就富于色彩。

谁说男人是好色之徒？女人才是。

但为何女人在好男人之色方面不如男人呢？比如，在嫁人时往往多看重男人的品德和事业，这似乎更为理性，而男人往往又看重的是女人的长相。

其实很简单，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民族都已进入男权社会，女人已经完全地处于被压抑状态。女人的身上甚至心上，被刻上了道德的符号。男权时代的女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小，活得也格外艰难，一旦出问题，一生休矣，所以，在选择夫君方面便格外地理性。“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女人的事业被限制在家庭，男人的事业则放大到社会。

女人还成为男人的花朵，这不仅仅符合女人好色的本性，而且符合男人好色的天性，于是，女人们为了取悦于男人，便也千方百计地打扮，这也促使女人的妇装千奇百怪，叫人叹为观止。

事实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色是人的本性，无论男女。但孔夫子说得好，食色，性也。孔夫子同时还说，发乎情，止乎礼。好色虽是人的天性，但人要节制，要规劝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天性泛滥，那就成了灾难、战争、死亡了。

——读杜娟的诗

 徐兆寿

 在诗歌面前，我们能说出什么？可羞愧的事我们总是一做再做。诗歌何为？诗人何为？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我们也总是一问再问。

不久前，当我读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首有证可考的古老情诗时，无言了。那是涂山氏唱给大禹的情诗：《候人歌》，只有一句歌词：候人猗兮！在荒蛮岁月旁，在草长茑飞里，还过着游牧生活的美人涂山氏唱着这首情歌。听到她歌声的人再把这首歌传得很远很远，最后，连风也在传唱。正在治理黄河的大禹终于抬起头，仔细地又听了一次。他怔住了。他终于找到了心爱的人。诗神就此诞生了。

我同样也不禁想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唱过的那首情歌：那一夜，/我听了一宿的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找你的气息。//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桶，/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那一年，/我磕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诗是神的忧伤，神是诗的主人。海子大概是深深地被感动，所以也不禁热泪盈眶：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只能又一次无言了。在存在的最深处，埋藏着阳光、黑暗、时间，还有诗。诗是整个宇宙生命之存在的声音、心灵和精神，没有这诗，宇宙也将死去，生命不复存在。所以这诗也就是宇宙和生命的本质。我如此来解读诗，定然是感性的，但假如我不如此来解读诗，诗定然会被亵渎。

我已经有十年不写诗了，但并非这十年就离开了诗。相反，在我再也不想成为一个诗人时，我分明找到了诗——那片在存在深处浮游着的阳光、色彩、空茫、爱。我无力来形容它。当我也是一位诗人时，我读别人的诗时很少被感动，我自以为天底下我是最好的，可是，现在，虽然也很少有诗能感动我，但感动我的诗是真的，这感动也是那样地真切，一点做作、嫉妒都没有。我也曾说过，诗是流落在人间的神，是不可言说的言说。由于这种认识，我也慢慢地不再读当代的诗歌。

也许我现在要说的诗人杜娟是很多人都陌生的，正是因为这种陌生，很多人也会挑惕她的词澡，但我还是要说，杜娟的诗使我感动，让我真的看到了诗神的存在。

    草原上有一朵

苏鲁梅朵

六月

随风摇曳

       ——《苏鲁梅朵》

   是谁在摇曳？苏鲁梅朵是谁？时间是谁？我们无言以对。我以为这首诗中应该只留下这四句，让我们闭上眼睛，轻轻地吟诵。诗神就会出现。

我来自躁动  肆无忌惮的一个城市

我高尚而缠绵的阿角啊

你欠我一次八百年前的约会

还给我一面沐浴的镜子

我的眼睛能接近你的眼睛吗

我碰到贫穷 碰到荒芜  碰到黯然失色

今天你突然向我涌来

如你凄美的花瓣和波斯松叶

我的声音柔弱  弥漫芳香

现在 我需要一只鸟把我带动

需要峡谷的水锻炼我的心

水酝酿色彩 鸟重叠声音

我开始赤裸  一丝不挂

我看到了尘世的罪孽

触摸过一个人的干枯

我要尽量把自己点缀给这些绿色

我的身体包括我的心脏准备遭遇胁迫

我不能说不

我需要阿角的血正式喂养我

喂养我的思想

我为什么要承受明天的离去

现在就告诉阿角

它要保证给我断奶的家赠送乳液

和一对飞腾的蝴蝶

                                   《9月8日  卓尼阿角沟》

这是一颗尘世的心灵在寻找诗神的过程。从一种燥动的、庸俗的生活出发，向幽静、神秘、崇高的山花烂漫的山坡上跋涉，只让心去，你定然会发现诗神就在那里等你。把你的肉体的外衣惕下，把你心灵上的尘垢除下，把你所有的羞耻都让风吹去，留下那颗原始、纯朴的灵魂。当你真的看见了诗神，你就会慢慢地脱离尘世。这是真的。我总以为，诗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虽然诗人在尘世里穷困潦倒，虽然诗人满面尘垢，但他应该有世间最为圣洁的灵魂。

诗人生活在别人。这才配一位诗人。

    因为这些原因，在我没有读到杜娟的诗之前，我只能说她是一个写诗的人（这世上自称为诗人的人都不过是一些写诗的人或打着诗的幌子的人），我还没有将其纳入诗人的行列。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今天能纳入诗人行列的人有几位。自从放下诗歌的那一刹那，人世间的名利诗已经在我心中不存在了，我只愿寻找真正的诗神。因为我知道，当我写诗的时候，诗神可能就离我而去了。但是，在我读到杜娟的诗时，在我一首首往下读时，我发现，诗神在晃动，在闪耀。

    那些诗几乎都是2007年写的一些诗里。

羌人的羊群,沙沙乱响的云

要允许怎样的速度

才能追赶一只羚羊的情书

羚羊是黑措早年爆发在水草滩的一场爱情

盗来秦汉的一张狼皮取暖

两千年的一只乌鸦善良地歌唱

一朵格桑是西羌的,也是我的

要告诉格桑奔跑的地方

怎样的道路才能共同作一次飞翔

西羌的马帮煽动着羚羊的心

许多年羚羊把嘴唇咬紧

后来有一天把梦收拾干净

当最后一只羚羊遁入北山坡时

桑烟高出天空

一座寺院为羚羊的尸骨而建

黑措寺是羚羊固定藏匿的地方

黑措的风先吹过寺院

再吹过羚羊白色的雕像

一个脚印向月亮致意

月亮是黑措寺一件孤单的大衣

——《黑措寺》

她要赶在第一场雪的前头

去借一粒天堂的火种

                                   ——《从山坡走来一个尼姑》

黎明不能死

直立的人不能死

我需要一支笔

需要一支笔胁持我,养活我

——《埋进土里的光明》

在处女的羞涩中开始西行

——《甘南的黄河》

我已无言解读。解读诗是一件蠢事。总之，在2007年，我肯定杜娟遇到了诗神。她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她找到了所有事物相通的那条道路，她打破了一道又一道界线。她是幸福的。

因此，我要说，杜娟是一个正在飞行的诗人。诗歌对于她，是幸福的。而那个曾经屡屡询问“我是谁”的人也将是幸福的。

孔子赞成后者。比他晚一个世纪的苏格拉底在海的那一边也持相同的态度。他们都认为，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比做一个有能力有用的人要重要得多。苏格拉底还认为，知识和思想是不可能传授的，老师只不过是唤醒学生的意识，让他们发现真理，而真理就在人的内在深处。

如此说来，我们从古至今的很多教育是有问题的。尤其是今天。

我在大学里教书，窃以为教书的目的就是让大学生从内心深处确立一种自信、自尊，然后自立。这种自信不是单纯的技艺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让大学生确信自己是社会的栋梁，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影响这个社会，因此，不但要成为社会的精英，还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由此才会有自尊。有了这两点，学习的动机就会发生质变，人的品质也会由内而外地发生转变。最后在这种转变中自我确立。教育就成了。但是，社会和大学的功利性往往与此相背。这是为师者的苦恼。

有了孩子以后，便为她确立一种成长的目标：做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不去管她能做什么。后来就发现，这个目标太理想了，太难实现了。慢慢地，学会了放弃。让她也像别的中国的孩子那样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而在学习中最让我痛苦的是，一些程式化的教育在慢慢地格式化她的灵魂、自由的天性、自由的思维。那些学习我们只发放弃。她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表扬后，那么得意。当我们听说后也很高兴，甚至比她本人还要高兴。有一天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家，风很大，她说她头冷，我知道她有些感冒，便把衣服脱下来裹到她头上。那晚很冷，她看着我问，爸爸，你不冷吗？我说，不冷。她说，你真的不冷吗？你不要骗我。当我听到最后这几句时，我感动了。我当时想，她若是在做人方面成功的话，为人父的我就无憾了。因为学习生存的本领是被迫的，她定然会下苦功的，但学习做人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学会付出，要学会不计回报，要学会尊重别人，爱别人，最重要的是要觉悟。只要能做到这些，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毫无疑问，这中间被此事件伤害最大的是谢霆锋与张柏芝。现在对他们伤害最大的可能不是陈冠希，而是浩瀚网民。似乎大家都希望他们的婚姻出些问题。

善哉！悲哉！

霆锋此时肯定犹如万箭穿心，而柏芝也必然是上了刀山火海。网民们，记者们，何不放过他们。他们的婚姻本就是破镜重圆，何不成全这对鸳鸯？为何非要再次打破这刚圆了的花镜？

网民有问题。是那窥阴癖在起作用，是那生命中的恶被唤起。

善哉！

此时，最需要冷静的霆锋与柏芝。

其实，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多数人结婚时都已是恋爱好几，同居时多，秘密无数，更何况那些明星呢。最重要的是婚姻时两人对过去的态度，对婚姻的责任，对对方婚后的信任。若婚后彼此都有责任感，能够彼此相爱，何必太在意呢。

更何况在此时是不应该做出任何决定的。

从梦中醒来，才五时多，睡了也不足五个小时，但已然不能再眠。四十已到，如闻震雷。

夫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惑早已在四年前解矣。人生在世，忽忽而已。四十与八十有何差距？只凭感觉。有人活了十天觉得幸福，有人活了百岁倒不觉得有什么意义。全然在于对人生的理解。

假如与草木相比，人要活得有意义，就得靠价值独立。强调价值也许与道家的自然无为相矛盾，其实也不然。道家也是有价值观的。道家并不支持欲望人生，但也不完全反对欲望。顺应自然，归顺大道，这是道家的价值。道家的价值全在中庸二字中。也许人们会说，中庸不是儒家的哲学吗？非也。中庸来自易经。一阴一阳为之道。阴阳之互动要达到动态之平衡才是道。这不正是中庸之道吗？道家、儒家都是出自易道。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才是真正的中庸之状。达到了存在的灵动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不也讲的是中庸之道吗？

假如说道家的中庸处在动态之中的话，儒家的中庸想将此定型为固态。《春秋》是孔子对历史的一次价值评估。“过”与“不过”全在其评价之中。中庸被实在化。好色而不淫，这是儒家对人性与文明之间的一次中庸的评估。好色是人的本性，但正是因为是人，所以要克制其本性中的恶欲，使人发乎情，止乎礼。先期儒家的伟大在于，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也深知人的本性与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所以并不厌恶本性，一味地强调仁义礼等文明之道，而是在尊重和宽容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才强调要止乎礼。后期儒家就不同了，他们只强调文明，消灭了“人欲”，将中庸之道更加庸俗化为折中之道。

历史是这样一种文明，可是觉悟中的人是倒着走的。

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认定死理，一点都不折中。后来世故了，使采取折中之理。再后来，便有些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以此来教导儿女。此时已值不惑之年。假如解惑，便开始觉悟；假如不惑，便更为世故。觉悟之后，便觉得一切如烟云，人性是有规律的，价值也是常处于动态之中。先期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中庸之道便会像实物一样晃动在你的脑海之中。此时便进一步要追问宇宙之真理、存在之本源、历史之真态。直至易。

中国人的精神之态大抵如此。我又何尝不是在倒着走呢？惟愿走得从容些。